备受世界瞩目的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0月11日终于揭晓，中国作家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同时也展开了对于这位中国作家为何获奖的分析和解读，而这其中不乏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对此的解读。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备受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时起，跨文化研究已经逐步成为解读时政、文化和社会现象的一种研究方式。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也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对于现象的分析一定要从“背景”(context)下入手，而不是具象、孤立地评判。那么，莫言此次获奖的大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两个显要的特点值得一提。
首先，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它让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广泛、丰富、深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文化之间因“文化缺省”而造成的文化理解上的困难。也就是说，民族文化在对话时，因为无法利用自身文化信息、知识去理解对方文化，所以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上的交流会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华文化得到其他文化的欣赏与肯定是世界发展为中华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
科学院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他有着农村的成长经历，而孩提时代他所听过的乡村传说和故事，都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他描写农民，描写农村生活，描写人们为生存和尊严而奋力挣扎，这些挣扎有时成功，但大多数时候则会失败……有人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他，但我想这是对他的贬低——这并不是他从马尔科斯那里直接拿来的东西，而是属于他自己的。”莫言作为一位对于西方世界略显陌生的中国作家，在诺贝尔奖一直被戏称为“一群偏居一隅的北欧老头的喜好”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于东方文化的探求和解读的迫切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倒不断的升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角逐主要就是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展开，这也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文化关注与对话渴求。中国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大国，其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一直成为西方学者热衷于研究的课题。尽管此前有诸多国内外评论人士认为村上春树其作品“更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而莫言的作品则更广阔和深入的反映了时代真实生活画卷和人们生存状态的描绘，以及灵魂的渴望与诉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发行的莫言作品《红高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以中国农村为舞台，赞美生命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的一部小说。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启用巩俐作为女主角用电影语言诠释该作品，一经问世在海内外赢得一片赞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联系与传播逐步密切，但是文化误读、文化陈见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正如著名文化学者，也是《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20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文化观念，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莫言的作品成功地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同时结合了空想与现实、交织历史与社会视点，是一种复杂的文体。其创作原点是扎根中国传统文学。莫言在中国作为批判现实社会、最优秀的当代作家为民众所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获奖，以及他作品所承载的中华文化信息走向了世界，这不仅是中国作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中国为世界文化，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当然，从这个角度看，莫言和同样入围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他们是为亚洲文学、亚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是亚洲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实际上，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努力做出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