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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齐聚北京共论苏联解体因果教训

2011-05-21 夏侯阳/张挺华/李佳/周文君 点击:[]


    深入剖析苏联解体因果教训 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继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专著新闻发布座谈会之后,2011年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18位外国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共260多位学者莅会。与会者围绕“苏联解体原因”、“苏联解体后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三个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对我们深刻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果,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光明日报特摘发部分中外学者发言的主要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王伟光
    

    20年前,苏联解体曾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术“精英”们弹冠相庆。美国学者福山自信地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在这短短20年的历史中,我们眼见了西方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危机问题。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实质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等现象必然出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性危机越发显现。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制度危机,西方“自由民主”所标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理念、制度无法给予有效解答。要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寻求解决思路,必须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已经造成了人类灵魂的深刻异化和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我们亟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进程再次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而对未来的开拓是建立在对历史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的。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  第一,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性质和作用。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歪曲苏联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一少”的错误理论,造成全党全民极大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背叛科学社会主义,背叛人民。在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丧失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第二,苏共严重背离、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十七大以后,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作了某些“修正”,但在领导体制上,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了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民主化”的极端。
    第三,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背弃了群众路线。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苏共逐渐把群众路线抛到脑后,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无动于衷,有的还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才目睹了苏联人民为苏共亡党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从这个方面看,背离群众路线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 20世纪有两件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一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件是苏联剧变和解体。前者是喜剧;后者是悲剧。苏联模式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工作曾起过积极作用。由于模式僵化,20世纪70年代后孕育着一场危机,但并没有死亡的迹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他改旗易帜,不但没有解决苏联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反而出现全面危机,只用了五年多时间,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就在地球上消失了。
    苏联剧变和解体缘自内部,“问题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戈氏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主张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是对的。但是,戈氏改旗易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改革变成改向和改制,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一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关心的只是维护既得利益。到20世纪80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替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二是领导集团的背叛。戈氏上台后,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的右翼势力主导的政治局。这些人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是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而是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敌对势力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戈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不断壮大自己,夺权欲望急剧膨胀,最终造成苏联解体。
    苏联在70多年的历程中,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是没有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最高领导人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宪法等于虚设。它是苏联未能阻止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我们应当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有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导致了苏联解体。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戈尔巴乔夫改造后的“制度”、“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猛烈地抨击“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斯大林模式”。苏共二十八大决议和纲领性声明中写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已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明确宣布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决裂。同时修改宪法,取消苏共对社会的领导;制订新联盟条约,取消原苏联名称中“社会主义”几个字……奉行另一种制度。那么,到底“哪一个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上述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吗?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后果?
    人类今天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因此我们追究任何一个事件的责任,首先必须从法理的角度来探寻,而不是凭主观臆想。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总统一职期间,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使苏联公民权利不受侵害,更没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难道能辞其咎?
    当我们在讨论苏联解体原因时,首先应当听取和尊重俄罗斯人民的意见,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只占11.2%。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但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放松和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各种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来,使得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支撑。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用抽象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抽象人道主义成为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这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等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倡导实行所谓“民主化”、“多元化”,造成了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苏联革命和建设成就遭否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覆灭。苏联的崩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指令性管理下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然而,这种结论没有客观数据佐证。苏联曾是世界最稳定的经济体之一。从1928到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率也达到3%~4%,这种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的标准不相上下。关于苏联技术落后的观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苏联使用的工农业生产技术或工具基本都是苏联自己研发的,其中符合世界水准的占70%,超过世界水准的占15%。认为军事工业的过度消耗造成苏联经济走向衰败的观点也站不住脚。戈尔巴乔夫多次声明,苏联的国防消耗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0%。实际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用于军工的支出只占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显然,这种水平的消耗不可能导致苏联经济走向崩溃。
    苏共的危机加速了苏联崩溃。主张“改革”的思想家要求国家“非党化”。删除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做法,粉碎了苏维埃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苏共领导在二十八大上表现软弱,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声明和关于在党内可以建立各种党派的决议破坏了党的思想统一,使苏共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更加速了党的分裂。最终,被剥夺实际职权、混乱的苏共中央无法抵抗分裂趋势,导致国家走向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苏联遭受重创。在1985—1988年,国家领导层开启了无法掌控的政治改革进程。“公开性”非但没有推动社会民主化,反而被利用变成了部分人操纵社会舆论的机制。自由主义势力组织了强大的攻势,瓦解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基础。“民主派”掌握的大众传媒一浪接一浪地在社会上散布消极信息,歪曲苏联历史,颂扬美国和西方,许多苏联人因而迷失了方向。改革始于“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却以反社会主义的政变告终。最后,应该指出,西方特工机构的破坏活动和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瓦解也加速了苏联的崩溃。“500天纲领”是名为《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浓缩版。这部书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决定组织撰写。所谓“500天纲领”,就是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贯穿“500天纲领”始终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500天纲领”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性质特征,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的首要方针,把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的;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借口突出“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实质是要培育资本家阶级,等等。
    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层面也存在相应的错误倾向,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主要表现在:
    一是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在“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启用经济学界的“西化精英”为改革出谋划策;让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马克思主义力量。
    二是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苏联探讨经济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
    三是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
    四是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这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大逆转。一是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卫国战争期间,苏联GDP下降22%,而苏联解体10年间,GDP下降52%。二是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苏东剧变使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经济严重下滑,且给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困难。三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愈来愈穷。现在,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
    近年来,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利用金融霸权,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美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长期低廉,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维系,在国际上才得到追捧。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街头抗议增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
    展望世界社会主义前景,我们有如下认识: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量。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可能会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如果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逐步跌落。当然也绝不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笔者坚信,在2050年前后,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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