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郭明义，有人犯嘀咕：自家小日子还没过好，就可着劲儿捐助别人，值吗？献血20多年，万一献坏了身体，值吗？
值吗？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管是老人跌倒时却袖手旁观，还是乞讨者擦身而过却视而不见，相信都不是绝对冷漠的选择，而是经过了复杂的利益考量：值吗？扶起老人，可能会反被诬陷，值吗？施舍乞讨者，可能是落入圈套，值吗？很多善行义举，就是在这个追问面前而延宕，而止步。
“值不值”的考量，背后的问题是“交换”。投之以桃就要报之以李，付出一袋白面就要收获一袋面包，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下，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福利”，为了“效益”。于是，在一些人眼里，善良变为筹码，爱心成了债券，善行义举被换算成“投资回报率”：我付出，不管是有形的财物，还是无形的感情，都要有等值或者超值的回报，这才值。
然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是解释人类行为的一种理论，还有其他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些时候，问的不是“值不值”，而是“该不该”；有些情况，遵循的不是市场的交换原则，而是内心的信仰与道德的律令。正如郭明义，16年时间里捐出了全部收入的1/3，这当中，肯定少了“值不值”的掂量，更多的是“要如此”、“该如此”的自觉道德追求。
实际上，郭明义的心中，也有自己的等式。面对“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的问题，他回答：“做好事挺快乐的。”继续追问，郭明义说了六个字：“吃得香，睡得着。”
一般人对“值不值”的回答，更多的是在物质的层面上。然而，人的快乐和满足无法变成枯燥的数字，奉献与助人时的精神收获无法放入坐标中权衡。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幸福还是不幸福，取决于人的自我灵魂。”如果幸福是最大的“福利”，而幸福的源泉正在于扶危济困、帮助他人，那么在“值不值”的问题上，肯定的答案将是必然的选择。这也正如郭明义所说：“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
然而，“值不值”的问题，却总是充斥着我们的心灵。毋庸讳言，对于普通人，“值不值”的追问，在情理之中。谁也不愿惹上麻烦，谁也不愿爱心白费。在纷繁的利益关系之中，在纠结的人际格局之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完全放开“值不值”的追问，不现实，甚至也不理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郭明义彰显出了新时代道德楷模的价值。如果他的行为能使人在问“值不值”的时候，也问一问“该不该”，定会有更多的人遵从内心的选择；如果他的行为能让人在掂量“值不值”的时候，也掂量一下精神之获、心灵之获，定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到纯粹、高尚的快乐。
不仅是在善行义举前，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值不值”的追问，更多时候，如果抛却一份功利之心、放下一点得失之恋，在物质潮流中笃定自己的信仰，在患得患失间寻求精神的超拔，同样能让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比如读书，比如为官，比如做人。
举重赛场，运动员大喝一声，举起杠铃。这声大喝，有用吗？当然。正是它激发对成功的自信、对胜利的渴望，点燃了让运动员超常发挥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并非不可捉摸，而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外部展示、精神情感的客观呈现。
赛场之于运动员，正如工作岗位之于领导干部，虽然不需“大喝一声”，但同样需要充满激情。这综合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事业的饱满热情，是面对社会、面对群众时的责任感，面对时代、面对历史时的使命感，体现为蓬勃向上的朝气、攻坚克难的勇气、昂扬奋进的锐气。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邓小平说，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新路好路。这“劲”、这“气”、这“精神”，就是领导干部的激情。
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实践证明，激情能激发出一个人自身的智慧和潜能，产生巨大的内在动力。从焦裕禄到任长霞，从孔繁森到王瑛，这些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楷模们，哪一个没有激情的支撑？对于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工作状态。看干部看什么？精神、激情是必然的选项。
工作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每一个数字之后，都可能有着万家忧乐、民生冷暖；每一项决策之后，都预示着灿烂未来、宏伟蓝图。我们需要“理性的政治”，也需要“感性的政治”。在工作中，冷静的分析、科学的决策固然重要，但只有融入情感的力量、保持激情的状态，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温度与厚重，才能激荡起让人夜不能寐的梦想与抱负。可以说，激情不仅是一种可贵的状态，更是一种可叹可赞的政治家风范、理想者胸怀。
我们正处于负重爬坡的发展关键期，深刻的变革中，矛盾困难在所难免。抑扬顿挫，波峰波谷，是常态；有压力，有畏惧，也是常情。这尤其需要以激情打破暮气、振奋精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同时，这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共创伟业是多么振奋的任务，书写历史又是多么巨大的荣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时不迸射激情，更待何时！
当然，领导干部的激情，不是声嘶力竭，更不能转瞬即逝，而需要理性、持久地释放。在现实中，总能看到一些人把激情与冲动混为一谈，“拍脑袋”决策造成工作失误，盲目的政绩追求损害群众利益。在现实中，也能看到一些人在重大任务、重要工作中充满干劲，在日常工作、普通岗位上却得过且过；初上任时雄心勃勃，干上几年后就懈怠萎靡。这些，都是虚假的激情，充其量只是情绪化的表现。如果激情是一种可贵的状态，那么理性、持久的“深沉激情”，更是一种高远的境界。
工作，不仅仅是“为稻粱谋”。如果为工作而工作，人与机器有什么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激情的状态，是工作岗位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发现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需求。以激情去工作，工作也必将回报以更为快乐、更为充实、也更有意义的人生。
选人用人是领导干部职责所在，也是一件难事。面对大批优秀干部，往往难分伯仲，难作取舍。干部求进的渴望和有限的职务岗位，构成一个矛盾：怎样选也难免遗疏，怎样用也未必周全。其实，化难为易的最上法门，就是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公道用人。
治事理政，贵在一个公字，难在一个正字。子曰“政者正也”。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心正则公，公则不为私利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有公心在，则权色难侵。其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从，就会同事失和、上下反目、事业委顿，就会打击信心、摧折信念，就会在干部中滋生不信任情绪，助长投机心理。选任干部当然不会人人满意，也不必追求人人满意，但至少应该做到，法有所本，行有所依，当事人面对结果无诚信之虞。在与干部接触中，感到多数人虽然在乎选任结果，但更在乎竞聘过程是否公正；虽然重视选任条件，但更关注各项规定是不是得到切实的执行。如果确认所有选任环节都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绝大多数干部对选任结果还是首肯的。
公开公平公正应体现为制度安排，但领导干部是否出以公心，仍是关键所在。任何人看问题都有局限性，一人所见以为是，未必即是；一人所见以为非，未必真非，故当求公是公非。有公心，就应拒绝制度之外的“例外”。至少，这个“例外”应被多数人所认可，并有据可依。有公心，就不怕把所有应披露的信息高度透明地呈现给大家，绝不藏着掖着。对所有询问，给出合乎实际、合情合理的解释。有公心，就应该不折不扣地依规章、依程序办事，不以个人好恶改变规则，增减程序。是否出以公心，检验的标准不是表态，而是对规章制度的敬畏和坚守。
选拔干部的“潜规则”令人愤慨。领导干部不仅应做到不加入“潜规则”游戏，还应该亮出自己的立场。对那些探头探脑跑官要官的，对那些拉关系、套近乎、编织小圈子的，对那些卖弄小聪明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对那些心怀叵测买官卖官的，要坚决顶回去。如果对这些不轨之举、不端之行宽容，那实际上就是对公正和公平的亵渎，是对老实人的轻慢，是对实干者的漠视。公平不是曲从众意，公平也不是无原则迁就平衡，“和事佬”其实和不了事。“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谁都不得罪，结果往往是心劳日拙，手忙脚乱。
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有疏漏，公平也总是相对的，这不言而喻。倒是应该经常想一想，每个干部既可以是选任别人的人，也可以是被选任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地对待别人，也必然会公平地受到对待。前者是有形的表决主张，后者则是一种无形的公议。公议是更大的裁判，因为“人在做，天在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看不到的地方，没有看不懂的事理，所以公正办事、公道用人，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对人是选贤任能，成就事业；对己是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缠，多了几分说话的硬气。总之，人前人后，唯公是举，才能对得起同志，经得起检验，当得起重托，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这样的领导不矜自威，不“秀”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