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加强文化建设对中国和平崛起富有深远战略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汪玉凯]应该说这次全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改革开放好几十年，我们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社会管理也被重视起来，但是就文化本身来讲我们中央一直没有做一个决定，而且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水平，而软实力更多的情况下就是它的文化。所以有人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竞争的基础，你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竞争力有多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本身。
汪玉凯谈加强文化建设对“法、德相结合”治国架构的影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汪玉凯]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过去中国传统上来讲还是人治的国家，我们的法治一直比较缺失。但是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对法治建设各级都非常重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等等都体现了法的概念。应该说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并不缺失，已经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体系的法制。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法制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真正促进人的精神风貌的提高。我认为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主要来源于两种力量：一是完善法制的力量，包括完善法制框架对社会形成有效的约束，使社会成员通过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另一种约束力量就是道德，道德对人的力量可以说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最后走向社会慢慢形成一种内化在你心目中的，你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不可以做。
汪玉凯谈中国为什么要在文化方面进行“补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汪玉凯]邓小平当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要走向世界、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搞市场化。但是这些年搞下来以后我们确实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到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甚至很多时候是关注到GDP，还出现了唯GDP论。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有人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大脑，一个社会经济要发展是靠文化来指引或者说是引领的，如果文化本身得不到复兴，光靠经济发展、光靠社会发展是有问题的，如果人的文化失落了、精神迷失了、社会道德滑坡了，那经济指标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次六中全会正是从这个高度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提到了更高的高度。
汪玉凯:道德滑坡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体系价值没更广泛树立有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汪玉凯]我认为这是这次《决定》中最难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一些争议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从《决定》本身来讲确实解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我认为它做了四方面的规定。第一，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立国的本旨之一；第二，我们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不能忘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大的理想和大的目标；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四，要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确立荣辱观。这四个框架来讲是没问题的，是非常严明和完整的，应该说我们现在有些信仰缺失、文化迷失或者说是道德的一些滑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体系价值没有在更多的社会成员的人心中树立起来有关系.。
汪玉凯解析文化在经济社会运行中重要作用的具体表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汪玉凯]我们就拿创新来讲，一个国家的创新被列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我认为创新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不能确立起来就与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有没有创新的环境？有没有创新的氛围，要创新就要能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表达，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才是创新的前提。只有让他能够独立思考，不害怕创新，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乔布斯，全世界1亿人自觉地悼念这个人，这个程度已经远远地超出悼念世界领袖了，他实际上是改变了世界。奥巴马说乔布斯使电脑个人化，乔布斯让老百姓独立地进入互联网；梅德韦杰夫说乔布斯改变了世界。可以说乔布斯是站在世界消费潮流的顶尖上来观察未来的。他把音乐的播放、把掌上电脑、把娱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通过一个小小的高端的智能化的Iphone手机进行集成风靡世界，据说他这个手机只有85美元的成本，但是却赚了几百块钱，这就说明了他的创新完全抓住了时代的最前端，这个创新完全基于他的独立人格和大胆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