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此愿巳久，这本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本书在一八五四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之后它也仍然是寂寞的，它的读者虽然比较固定，但始终不会很多，而这些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象译者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那么，为何要扰它？扰这寂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哲学和著书立说联系到了一起，似乎非著书不足以立说，非立说不足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最早的哲学都不是写出来的，无论在东方、在西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学都只是门徒与后人对他们生活和谈话的笔录。而还有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呢？哲学是一种显示，有时是有意、有时是无意的显示，有时连显示都不是，甚至于是一种有意的隐蔽，那么，去注意人们的生活吧，要并不亚于注视书本。 
    梭罗也谈到过哲学，他说∶"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慕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做了他所说的，他比许多哲学教授更像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具有古朴遗风的哲学家。他不单纯是从书本中熬出一点学问，他贡献给我们的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梭罗还有另外的在《瓦尔登湖》中并没有明白展示的一面，但不了解这一面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梭罗的性格。这一面即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一面，不是作为隐士而是作为斗士的一面，虽然不是约翰·布朗那样进行暴力反抗的斗士，而是作为主张非暴力反抗的斗士，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前者更清醒、更深刻，看到了问题的更深症结所在。 
    梭罗反对美国的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他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曾因拒绝交税而坐过监狱，一八四九年他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民的不服从》（作为单行本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被人认为是历史上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之一，他倡导的"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思想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印度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他那里，有着某种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曾如此谈到这种心灵故乡的意义∶ 
    "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巳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安静。" 
    而梭罗是幸运的，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精神的故乡。